台灣人為什麼不快樂？
文／慕陶
這些年，台灣人普遍過得不快樂，這反映在離婚率與自殺率飆高，結婚率、生育率下降的客觀行為事實上，也反映在人民對執政者不滿意度的主觀感覺上。
台灣人為什麼不快樂？
台灣人過得不快樂，是不是單純的經濟原因呢？我以為很難說是單純的經濟原因。台灣這些年經濟成長率偏低，但是，整體來說，我們的國民所得還是達到一萬七千美元左右，無論如何，比二十年前的七千美元還是高了一截。但是，現在的台灣人似乎並不比二十年前更快樂。為什麼？
我試著解釋這個現象。
首先，台灣現在似乎瀰漫某種程度的世紀末的氛圍。對天災、地變、疫癘的恐懼時時縈繞心頭。自從十年前的九二一以來，天災、地變似乎已經成為台灣的常態。台灣的地理條件，似乎是地球暖化的首當其衝的受災者。而SARS與新流感更加添了人心的恐慌。人們對世界的未來，難有美好的憧憬，而隨時擔憂著不知何時又冒出什麼重大的災變。恐怕也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，人們不太敢結婚，也不太敢生育。
不過，台灣所面臨的問題顯然不只如此。台灣不只有天災、疫癘，還有內外兩重的矛盾處境，也就是內部的藍綠對立與兩岸間的矛盾。
藍綠對立的情勢，源自光復伊始。先前是台灣本省人被壓抑的狀態，而這種壓抑，一方面使本省人感覺委屈，但是很可能也因為壓抑，而使矛盾暫時隱沒，未被激化。而一旦壓抑狀態漸漸消除，矛盾遂走向激化。政客藉民主的口實，激化矛盾以自肥。
開始的時候，藍綠兩方成員可能還很熱切地參與各自陣營，興奮地與對立一方進行各種形式的戰鬥。但是，久而久之，人們開始對這樣的對立疲了、乏了，厭倦了。但是，他們把這種因對立而產生的社會緊張氣氛的解決期待於政府，然後又歸咎於政府，尤其是領導者。
兩岸間的矛盾更是源遠流長，說不清，道不明。從前兩方間處於戰爭狀態，固然造成緊張，但是，現在不戰爭了，困擾卻依舊很多。大陸要統一，台灣卻不願受中共（或中國）的統治。而大陸的崛起，無形中更使台灣倍受壓力。台灣在國際間的參與更是常受到排擠、歧視，也愈益激起台灣人的敵愾之情。大陸的上千枚飛彈，也讓台灣人心中有陰霾。甚至，大陸與台灣近期的頻繁交流，也使部分台灣人感覺更加不安。
隨著台灣這些年的政治不穩與政策封閉所造成的經濟低成長，加上大陸對台灣企業的磁吸效果，已經使台灣的失業率步步上升，偏偏前年起又遇上世紀性的金融風暴，使台灣經濟雪上加霜，失業率飆升到6%。雖然目前的國民所得並不低於十年、二十年前，但是失業的問題卻使民眾鬱卒，也使民怨沸騰。
所有這些問題，在在使台灣人陷入不安、憂慮的情緒中。想必台灣的憂鬱症患者人數會加速上升，也使台灣人過得不快樂。即使旅遊人數並未明顯減少，各種娛樂、休閒活動還是在進行，但是，人們心頭的陰霾卻總是去不掉。對這種情形，我們是應該有些檢討與因應。我們應該如何處身於這樣的世界中呢？在有些情境無法改變的前提下，我們要如何自我安頓？
但是，我做這些討論，主要旨在思考我們可能的政治抉擇。因為我們可能在這種不快樂的氛圍中，過度苛責當下的政治領導者。從而，因為人民亂了方寸，使政治也易動盪不安。
馬總統上任，遇到金融風暴、大水災、新流感疫情，現在又是大地震。馬政府反應稍慢，就遭到民眾痛責。藍營更是因為恨鐵不成鋼，訶責之聲不下於綠營。儘管這些災難並不是馬總統所造成，他只是必須承擔善後的責任與後果。人民仍然把生活裡的不快樂期盼於政治領導者的拯救，而又因為失望而過度歸咎於領導者。
但是，我認為民眾也需要自省。在艱難危疑之際，更要能定靜，更要能慎思明辨。
民眾當然有權批評政治領導者，甚至更換領導者。但是，批評的根據是否理性、是否嚴謹，必須講究。民眾如果只是情緒發洩式地批評，並依此做出抉擇，最後受害的人，還是民眾自身。
有人質疑我怎麼「不追究馬缺失，為何惹民怨，…反而要人民去配合馬」。我並沒有說要人民配合馬，我說的是人民要做伯樂，要能識得千里馬。人民如果太情緒化，粗糙地進行因果推論，並立即形成歸責結論與反對情緒，最後的結果，是人民長期陷於痛苦中。台灣要能從困境中脫身，需要人民的自我提升，特別是提升理性的思考與行為；人民如果不能自我提升，即使不斷更換領導者，意義也非常有限。
民主，常意味著人民自作自受。台灣人民應該要怎麼作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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